女工“捡”金饰案背后的罪与非罪争议

时间:2019-07-30  author:娄觐挈  来源:永利网址游戏  浏览:64次  评论:179条

   深圳机场金饰案:“捡”来的灾祸

  价值261万元的一箱黄金首饰,让深圳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惹上了涉嫌盗窃的大麻烦。案件由深圳市检察院转交到宝安区检察院,继而又被退回警方补充侦查。尚未进入起诉阶段,复杂的程序已经让梁丽失去自由5个多月。虽然关于她捡到金饰的行为罪与非罪、该当何罪的争议已成焦点。

  记者◎王鸿谅

   求职

  换上统一的保洁制服,梁丽一天的工作也就开始了。她是深圳机场的一名普通清洁工,每个月打到工资卡上的钱是1080元。这收入在深圳偏低,一般工厂里的女工都能挣到她的倍数,但梁丽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满足。她2005年就从河南到深圳与丈夫刘建华相聚,而这份开始于2008年8月的清洁工作,却是她到深圳3年多来,第一份可以买社保的正式工作。

  梁丽的老家在河南商州农村,5个兄弟姐妹里,她1969年出生,是老四,排行不上不下,母亲郭老太太说起来就会抹眼泪,“这闺女什么苦都受过,什么福都没享到”。家里穷,她只念到小学3年级就辍学干农活了,家里唯一有机会读到中学毕业的只有小妹妹。

  刘建华比梁丽小4岁,他是开封人,和梁丽在开封相识,并于1998年结婚。2000年他们的儿子出生,为人父母的喜悦才刚开始,生活的压力就迅速加码。刘建华上班的工厂效益越来越差,他再三考虑后,2001年终于南下深圳。

  在开封的时候,梁丽是一家水泥制品厂的冷焊工,2005年到深圳以后,她依旧只能靠这份手艺来贴补家用。刘建华说起来,脸上就会浮现愧疚的神情,“她找不到工厂里的工作,就只能接一些手工活自己在家里做,焊接电子元件”,“每天晚上加班做到十一二点,一天也只能挣十几块钱”。那些焊接用的原料对皮肤伤害很大,刘建华常常看到妻子的手上满是裂开的大口子。他实在心疼,舍不得让她再做。虽然刘建华再次换了工作,在宝安区福永镇劲嘉彩印集团找到了一份印刷机维修的技术活,收入也增加到2000多元,可2006年9月把儿子接来深圳上小学后,家里的开销明显增加。除了操持家务,接送孩子上下学外,梁丽还是闲不住,要接些手工活,刘建华说,“她就想着能挣几百块钱给孩子买零食也是好的”。

  梁丽在接儿子放学的路上,偶然看到了清洁公司的招工广告,提供的岗位是机场清洁,有社保。机场清洁每年都会招工,只是薪水已经没有了诱惑力,因为这两年广东工资都涨得快。不过对梁丽来说,这工作依旧有诱惑力。上班近,他们租住的福永镇距离宝安机场只有两三公里;工作时间固定,轮流倒班,早班6点到13点30分,中班13点30分到21点,也比较方便她照顾孩子。这一次她到清洁公司应聘,终于很顺利被录取了。

  机场清洁归属专门的清洁公司管理,因为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,所以清洁人员的工作岗位也会经常变动。一般新来的都属“机动岗”,哪里需要就去顶缺。梁丽2008年8月上班,也做过一段时间机动,几个月后,岗位基本上固定下来,负责机场B号候机楼16号卫生间的清洁。虽然梁丽什么都不说,但刘建华还是能感觉到妻子的辛苦,机场清洁虽然工作环境相对较好,但“一天七八个小时站下来,她的腿都是浮肿的”。可就算这样,梁丽还是“两块钱一趟的公车都舍不得坐”,坚持每天走路上下班。梁丽的勤俭和忍耐,如今都成了刘建华的负疚,“她到深圳4年,没买过一件新衣服,我没能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”。

   顶岗

  机场清洁工们把相互间的代班称为“顶岗”。2008年12月9日这天,负责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清洁的女工刚巧生日,请假一天,梁丽被安排顶岗上早班,从16号卫生间换到了大厅,而那个装了14.5公斤的黄金首饰的小纸皮箱刚好在这个早上出现在出发大厅。

 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纸皮箱,刘建华凭借记忆比划,“和装方便面的小纸箱大小差不多,上面没有任何标识,用黄色胶条封口”。而12月9日梁丽见到它时的情形,在梁丽被警方带走拘留、继而批捕后,现在只能通过深圳市公安局2009年3月12日出具的一份起诉意见书,和律师司贤利与梁丽两次会面得到的证词来大致重述。

  根据起诉意见书,2008年12月9日早上8点20分左右,东莞金龙珠宝公司的王腾业用行李车推着7件行李到19号值机柜台办理登机和托运手续,他要乘坐当天早上9点30分的航班从深圳飞北京。他的行李包括5个大纸皮箱、1个黑色帆布旅行袋和1个小纸皮箱,只有小纸箱放在推车上方的铁丝篮里。当王腾业陆续把行李放到安检机传送带上时,柜台人员得知托运物品中有黄金,提醒他到10号值班主任柜台咨询。因为按照相关规定,机场不接受黄金这种贵重物品托运,乘客必须自己携带,或者购买额外占座行李票。王腾业到相距22米远的10号柜台去咨询,而他的小纸箱依旧放在行李车上的篮子里,行李车依旧留在19号柜台附近。

  而梁丽这边,看到纸箱的时间刚好也是从8点20分左右开始。起诉意见书上,是梁丽“看到行李车上的小纸皮箱无人看管,遂将小纸皮箱搬到其清洁手推车上,并推着清洁车离开现场进入大厅北部值机柜台区,随后再将清洁手推车推至该大厅北侧距离案发现场76米远的16号卫生间处”。而司贤利律师从情绪激动的梁丽那里,得到了另一种说法。时间同样是8点20分左右,梁丽在19号柜台的垃圾桶附近看到了一辆放着小纸箱的行李车,当时有两个妇女站在行李车旁边嗑瓜子聊天,其中一个抱着孩子,还把小孩放置坐在小纸箱上。她推着清洁车到两人旁边清扫过,然后离开,大约五六分钟后再回来,两名妇女已经离开进入安检区,而推车和纸箱还在原地。

  在这里有必要描述一下深圳机场B号候机楼出发大厅的格局。这个出发大厅不大,换登机牌的区域内不设休息座椅。从大门进来,38个值机柜台一字排开,以19号柜台和20号柜台之间的远距离分隔为轴线对称分布,这两个柜台都有“超限行李”的标识。而两个柜台之间的间隔,利用装饰植物和各种隔断形成了一个通道,是乘客们进入安检区的必经之路,设有“送客止步”的明显标识和专门的保安人员。通道前方还设立一个玻璃展柜,陈列那些不能携带乘机的物品以作提示。进入安检区的通道两侧,各设立了一个垃圾桶,从位置上看,两个垃圾桶刚好分别邻近19号和20号柜台。

  梁丽告诉司贤利,她当时真的以为那个纸箱是两名妇女的丢弃物,所以再次过去清扫的时候,就把纸箱搬到了自己的清洁车上,装了14.5公斤金饰的纸箱很沉,但梁丽并没有打开纸箱。她推着清洁车前往靠近38号柜台的16号卫生间,那天在女厕值班的是她的工友杨德英,而在男厕值班的是曹万义。杨德英回忆,那天她站在卫生间门口的时候,“刚好听到梁丽扯着嗓门喊‘老曹老曹,我捡了个东西’”。杨德英顺口问她什么事情这么大嗓门喊,梁丽说自己“捡了一个很重的纸箱”,杨德英当时还随口问了一句,“会不会是电瓶?”杨德英还记得时间大约在早上8点30分。

 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指出,梁丽把小纸箱放在了曹万义负责管理的男性残疾人洗手间,而杨德英也证实,梁丽把箱子放进去的时候,“当时老曹要打开纸箱,梁丽不让,说万一有人找过来,是要还给人家的,打开就没有办法交待”。不过那个洗手间是一个6平方米左右的开放空间,只设有一个残疾人专用马桶和一个洗手台,并没有任何可以藏匿纸箱的地方。

  王腾业大约在10分钟后,也就是8点30分左右从10号柜台返回,那时候,梁丽刚好将纸箱存放到了16号卫生间,所以当王腾业返回19号柜台的时候,自然发现小纸箱不见了。他在询问了19号柜台人员和行李车管理人员均无收获之后报警,时间大约是早上9点。

   惊变

  当王腾业焦急向警方描述遗失物的时候,梁丽的早餐时间也到了。清洁工们的早班用餐时间大约从9点30分开始,他们每人只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。在候机楼3楼的一处狭小空间里,设有一个微波炉和储物箱,可容纳下三五个人。清洁工们大都会自己带食物过去,五六块钱一份的快餐在他们看来还是贵了。

  2008年12月9日早上,梁丽和以往一样,在这个小房间里加热自己的早餐。和杨德英一样,一起用餐的几个人也听到她说,捡到了一个“比较重的纸皮箱”。结果工友马银山提出想去看一下,而且提出如果是电瓶,希望梁丽就送给他用于电鱼。梁丽同意了。马银山和曹万义一起下楼到16号卫生间,用指甲刀的铁片割开封口胶条,打开纸箱。结果显露在他们眼前的是用一包包用纸包裹起来的金黄色首饰,两个人分了两包首饰后,马银山离开,而曹万义留在男厕值班。再遇到梁丽后,曹万义告诉她,那个纸箱里装的可能是黄金首饰。但梁丽不相信,她到洗手间拿出一部分首饰查看,又拿出一件交给另一名女同事去候机楼里的首饰店比较。同事返回后告诉梁丽,首饰是真的。而司贤利从梁丽那里听到了她的怀疑,“根本不相信那会是真的”。